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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国家不要对公民正面的福利作任何关照，除了保障他们对付自身和对付外敌所需要的安全外，不要再向前迈出一步。

[28]邓小平也曾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三）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体系 民族自治地方应该享有发展权，是发展权的主体。

[23]国家在必要时应给予民族自治地方特殊照顾，如财政方面给予专项民族补助、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等，这是民族自治地方共享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39]参见[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8～99页。摘要:  民族自治地方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和优惠，不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范畴，而应依据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发展权的思考进路加以阐释。[47]《白皮书》强调：中国建立并完善保障发展权的立法、战略、规划、计划、司法救济一体化制度体系架构，以富有建设性、务实性、高效性和强制性的体制制度、战略构建与政策措施，保障人民发展权的实现。新发展理念强调协调，其目标指向就是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

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经济发展权是指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决定经济发展方式，运用物质手段创造和获得满足发展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权利的总和。[68]上述形式（性）行政处分构成对行政行为原意的扩大解释。

尽管依法行政与人权保障的价值诉求共同赋予行政纠纷可诉性以正当理由，但后者并非没有限制，而是受宪法对监督行政权之权力的配置、司法权化解纠纷的能力等影响因素所制约。如此一来，逻辑上便不存在第12项限制前11项之行政纠纷可诉性的疑惑。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资源有限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以自由权为标榜的传统基本权利逐渐沦为富人专利，而贫者往往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而享受公平待遇。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12] 参见翁岳生：《行政的概念与种类》，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81]同时，伴随主观公权利扩张与反射利益收缩，权利义务受实际影响的范围也在不断延伸。

由此，客观判定标准在我国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然而，人为扩大行政行为之原意、对其他行为贴上行政处分的标签，以便削足适履地提起行政诉讼，终究只是诉讼类型匮乏时期的权宜之策。[45] （二）客观判定标准的扩大化趋势 纵观我国司法实践，主观判定标准对行政纠纷可诉性之判定更多仅具有宣示意义。与立法的间歇性相比，行政具有持续性。

彼时，唯有行政处分才能开启行政诉讼的大门，而该现象直到撤销诉讼中心主义缓和、一般给付诉讼与确认违法诉讼等新诉讼类型出现以及作为行政法学方法论之一的行政过程论兴起后才有所扭转。[28]同时，法国也承认法律可通过否定列举的方式将通常属行政法院权限之案件排除于外，如涉及间接税和关税、邮件传递、军队打靶所致伤害的赔偿责任、公立学校对学生疏于监管所致损害的诉讼等，均交由普通法院审理。而在德国，一切未被法律划归其他法院管辖的非宪法性质的公法争议，都由行政法院管辖。例如，美国虽通过《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2节的概括性规定及判例确立了可审查之假定原则，但其同时也允许以否定列举的方式限制行政纠纷可诉性。

因此，下文将围绕主观诉讼中行政纠纷可诉性的判定标准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将新法第12条第1款第12项理解为概括主义的受案范围规范，那么该法第12条第2款的规定是否会变得多余？[42]笔者认为，第2款并非多此一举，而是为将来引入与合法权益无关的客观诉讼留下制度空间。

[2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可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案件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1987年10月9日）。[33] （三）折中主义的混合式 混合式即概括式与列举式的并用。

以教育行政中常见的授予学位争议为例，由于这涉及学术水平的判定，因而对判定者的学科背景与鉴别能力均提出了极高的专业化、技术化要求。2.实质混合式 这是指法律条文中同时包含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且二者均发挥规范受案范围的作用。该法第3条第2款指出：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其二，作为行政审判权的作用区间，框定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横向审查范围，规范行政审判权的运作。故而在主观诉讼中，真正决定行政纠纷可诉性的判定标准为客观判定标准。[48] 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202页。

（3）属内部行政行为，如无外部效力行为、层级监督行为。（一）相对受限的列举式 列举式是指由不同法律、法规个别地进行规定，明确哪些行政纠纷可由法院受理的模式。

个人在生存空间与生活之资的保障方面，正沿着自力负责→社会团体负责→国家负责的方向嬗变。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并不精通法律适用以外的其他专业技能及知识，自然难以胜任学术水平的判定工作，故获得行政纠纷可诉性的仅仅是不授予学位之行为是否存在程序瑕疵，而非不授予学位之结论本身是否正确。

[56] 有关公法权利与行政诉讼类型的对应关系，参见梁君瑜：《论公物利用侵权的司法救济——以主观公权利与司法救济的对应关系为线索》，载《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7—22页。详言之，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至1989年《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的阶段，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初步建立，行政诉讼仅被认作民事诉讼的一个分支。

关键词:  行政纠纷可诉性 影响因素 判定标准 行政行为 行政处分 行政纠纷可诉性即行政纠纷能被诉诸司法最终解决的属性。因此，行政诉讼发挥排除公权力侵害之功能即可，这与撤销诉讼保护自由权（防御权）的性质相契合。在救济方法上，主观公权利受损可诉诸司法救济，而反射利益受损则不然。这一方面是虑及统治行为具有高度政治性，往往关涉国家存亡及国家统治之根本，故不宜交由专以法律判断为使命的法院来审查。

[51] 作为行政行为概念之原意，行政处分曾在行政诉讼类型单一、撤销诉讼中心主义盛行的年代对行政纠纷可诉性的范围产生深远影响。若行政主体未尽其作为义务，则需通过课予义务诉讼或一般给付诉讼来实现救济。

[23] 参见前引17，章剑生文，第47页。[27]又如，法国行政审判之权限除法律所特别规定的事项外，一般性的标准形成于权限争议法庭与行政法院的判例。

[73] 有关对行政过程的全面考察与动态考察的具体指向，参见江利红：《以行政过程为中心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载《法学》2012年第3期，第57—58页。引用请以发表版本为准。

而就美国的司法实务来看，外交事务、国防事务、政府雇用事件、政治争议问题等不适用可审查之假定原则。[14]一言以蔽之，行政具有公益取向性，简称公益性。而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同样需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限。无论遭受来自行政权的何种侵害，只要缺乏法规范的列举，受害人便无法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各国较无争议的认识之一，是将统治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5]反过来讲，宪法性质争议由宪法法院受理。

[56]进入社会法治国时代后，国家成为积极提供生存照顾的当然责任人，其给付义务的适用场域逐渐扩张，这使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能够分享到实质公平待遇。但鉴于行政纠纷可诉性与受案范围的一体两面关系，既有针对后者的大量研究仍在事实上深化了我们对前者的认识。

相应地，新法第12条第1款前11项的内容仅扮演对该法第2条进行举例、示范的角色。[74]综上可知，行政过程论使撤销诉讼审查的行政行为超出了原先的行政处分范畴。